老师们下课后,无法準备教材,而是成为Uber司机

2020-07-31 阅读841 点赞581

老师们下课后,无法準备教材,而是成为Uber司机

贝瑞的 Uber 乘客们,总想像老师的薪水应该能轻易地让他们跟自己住在同一个社区里,当他载着乘客穿梭于奢华的摩根山丘(Morgan Hill,也是贝瑞念高中的地方)时,乘客往往对于他在白天担任老师的事情感到吃惊。在开车空档,他会批改作业。在美国教师之中,他还不算状况太差的,他和妮可有两份收入,且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即便如此,他们仍旧处于边缘。「老师们正在谋杀自己,」他说。「我根本不该在平日晚上的八点,还开着 Uber,心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,我在接送乘客的空档间批改作业、思考自己除了开车外还能做什幺工作─像是开设课程之类的。」

贝瑞之所以会开 Uber,并不是意外。Uber 公司在过去两年内,特地设置了补助优惠,鼓励老师在夜间担任司机。每一年、每一地的活动内容都不相同。在二○一四年,该公司那令人不安的文宣为:「老师─驾驶着我们的未来」。在二○一五年的芝加哥,则凸显了季节性元素:「Uber 让老师拥有暑假工作」。为了强推活动,Uber 提供两百五十美元的奖金给每一位在特定日期内注册成为 Uber 司机、并完成十趟接送的老师。二○一六年,奥勒岗的 Uber 则发行了一款应用程式,能告诉乘客自己的司机是否为老师。[1]

奥勒岗的 Uber 也吹嘘每笔乘车费的三%,会回馈到课堂,而最多老师担任司机、或载客距离最远的学校,还能得到五千美元的奖金。Uber 大力推动自己的教师司机创新计画,将其归类为传统美式利他主义的一种展现,更是私人企业如何拯救公领域失败的完美救援行动。该公司还有可以佐证此一特殊机制的教师司机部落格发文。其中一名网路名称为「琳赛」(Lindsey)的 Uber 教师(Uber-teacher)热情洋溢地说:「每一天,老师都被要求以少击多、以有限的资源迎战新挑战。而 Uber 开启了一扇通往更多可能的大门,为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带来别具意义的影响。」

藏在这美好的框架背后,是一个阴郁的现实。许多如麦特.贝瑞这样的父亲往往「被迫以少击多」,不仅仅是因为资源稀少得令人起疑,更因为民众与代表我们的政治人物不够珍惜教师的存在价值,因而不愿意给他们较好的薪水。

其实自美国这个国家的现代教育体制甫一出现,就藏着这个问题,但近期在许多如硅谷这样经历经济急速成长的区域,这个问题变得格外严峻。教师薪水与当地住宅价格间的严重落差,变得愈来愈显着。在这些区域内,富裕的居民们开心地为有泳池与「超奢华地下室」的定製豪宅掏出钱来,却不愿意缴更高的税好让老师至少租得起当地的房子。

结果导致如贝瑞这样的老师们,必须为学生的家庭们提供额外的个人服务(本质上就是如此),以应付生活所需。Uber 将此种发展称为老师们的「机会」─一个让他们能在「致力于形塑孩子未来」的教学工作外,多赚一点钱的机会。教师兼职Uber 司机的例子,本该是「共享经济」的最佳例子。然而,剥去那层「良善」的外皮后,Uber 教师司机活动所共享的,实为一个更加扭曲的硅谷妄想:低税金、好学校,而老师还能在你和创业家吃完那顿可用公款报销的大餐后,开车送你回家!

这些企业集团将那些由「独立」契约者所提供的廉价、短期服务,套上华美的包装。而这些公司的成功,就奠基在透过平台出卖自己劳力、没什幺权利说不的劳动者之上。

此外,在硅谷黑暗的狂想中,还藏着关于性别的元素。在我于二○一六年所访谈到的 Uber 或 Lyft 教师司机中,多数都有小孩,且几乎所有人都为男性。(当然,过去提供此服务的工作者也确实多为男性。)

这让我不禁猜想,男性是否真的更愿意用闲暇时间开车赚钱,以维持自己的社经地位。毕竟,对于支撑起一个家庭所需耗费的成本,美国社会总是像得了失忆症一般,而男性也免不了受此影响。现在的家长往往必须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、找第二份工作、或在奇怪的时段工作─或甚至以上皆要。此外,对于照顾工作的轻视,不仅仅伤害了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女性,甚至也影响到男性。

或许,因为外显性失败(如失业、失去社经地位等)从而导致人们失去对自我及作为公民认可的情况,男性反应可能比女性来得强烈,如同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「不稳定的男子气概」(precarious manhood),男子气概是一个必须刻意经营与维持的事物。[2]研究对象为男性的社会学家麦克.基莫(Michael Kimmel)也曾写到,男性从小生长在必须达成社会阶级特权的期待中,将自己能否养家糊口的能力,内化成一种自我认同,但这幺做也让「他们期待着一个永远不会降临的安稳。这些男性认为只要自己按部就班,他们就会得到和父母辈一样的成果,一个底层中产阶级版的美国梦。」基莫对我说。「然而他们赌输了。」[3]

对我来说,无论这些教师司机的性别为何,他们渴望保有中产阶级身分(像是住房、收入等)的想法,我非常能理解。毕竟,对某些人来说,失去这些认同就意味着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。他们受到了阻碍,而此种阻碍不仅仅是关于自身的前途,还包括孩子的。如同芭芭拉.艾伦瑞克(Barbara Ehrenreich)在那本《失败恐惧》(Fear of Falling)中所指出的,中产阶级的最大焦虑感,源自于我们不相信自己能为孩子开创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社会地位。相较之下,顶层阶级对此问题的答案,就非常简单:继承并空降。对底层人民来说,此问题则有着另一个他们不得不如往常般吞下的答案:终其一生,他们都只能依赖极低的资源生活,而他们的孩子也是。

Uber 教师司机父亲,不过是我一次又一次见识到的当代焦虑症的普遍症状之一。如果你不能依照自己成长中的标準来养育下一代,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天地间。

注释

1. “Support Portland Metro Area Schools This Summer,” Uber Blog, June 20, 2016, https://www .uber.com/blog/portland/support-portland-metro-area-public -schools-this-summer/.
2. Joseph A. Vandello and Jennifer K. Bosson, “Hard Won and Easily Lost: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Precarious Manhood,” Psych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14, no. 2 (2013): 101.
3. Michael Kimmel, Angry White Men: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(New York: Nation Books, 2013).